“我的探方比较复杂,涉及20多个不同时期的灰坑,指导老师的要求也很严格。理清探方里各个遗迹之间的关系,把它们‘挖明白’,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。”徐斐宏认为,收获也很大,“能接受这样系统、完整的田野考古训练,令人非常难忘,是一笔能受用终身的财富。”
奚牧凉的实习地在山东东平陵,他解释,这里过去是一处城址,相当于汉代济南郡国衙署所在地,他们的任务是发掘配殿建筑。他的探方里发掘出了一份类似石磨盘的东西,“我们称之为柱础石,虽不起眼,但是连续好几个探方都挖出了柱础石,联系起来就有价值了,它标示出这个房子的柱网结构。”就连小小的铺地砖也有用处,铺地砖的朝向与建筑走向类似,代表建筑的位置。
古代建筑的柱础分为明础、暗础,开工前,指导老师叮嘱,如果有坑预示可能是暗础,千万不能挖没了。为此,奚牧凉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土层,以辨别是否有坑,“后来证明是明础,我如释重负。”他说,通过这次发掘,了解到了汉代建筑结构特点,借助遗址布局,可以研究宫殿与城址的关系,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。
考古实习,是一道分水岭,更是试金石。有人结束实习,毅然决定转行,也有人继续跋涉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,当年正是参加北大教授、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,与之结缘。她说:“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,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”。几十年后的2006年,她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后,还专门送给宿白先生过目。
■“江湖”期待
全能型考古“后浪”
在北大学考古,徐斐宏认为,不仅收获了学识,思维方式也得以训练。他说,开展考古,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基本时空关系,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——地层学与类型学,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以此为基础,再以相互联系的视角考察遗迹遗物,“不光是考古,干其他行业或者很多具体的工作,都可以应用这种思维方法,这一招听起来简单,但是很实用。”
燕园求学十载,除了学术的熏陶与人文的浸润,卢亚辉认为,自己还深刻体会了两个字——坚持,“是像樊锦诗先生一辈子对一件事的坚持;是自我学术训练,遵守学术规范的坚持;是做好学术规划,驰骋于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,聚焦重大学术问题的坚持;是潜心学术,耐得住寂寞的坚持。”卢亚辉如今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青年学者,他像许多前辈一样,执笔著文,为历史写生。
至于网友们担心的没“钱途”,卢亚辉并不赞同,优秀的学生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教书育人,桃李满天下;亦可以在田野里挥舞手铲,释无字天书。
奚牧凉的博士研究方向相当小众,聚焦于公众考古、文化遗产与社会关系。他开玩笑,与考古相比,“这个方向更孤独”。身为“90后”的他,找到了新的研究工具,他创办了公众号“挖啥呢”,从事考古相关的科普,分享考古圈日常,也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,并借此观察社会现象。他还关注抖音上的文化遗产和考古,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,“背后可能映射着当代社会对于政治、集体心态和历史的态度。”
“我们有幸见证一个中国考古转型的大时代,有着无数学科增长点亟待年轻人挥洒才智。”奚牧凉分析,目前,中国考古的前景也绝不是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唯一一种模式了,传统的考古学生少有通晓理科者,但现在几乎每个考古流程都仰赖科技的帮助,酷酷的考古极客会越来越吃香;考古在社会公众间越来越热,但真正擅长传播学、社会学、文化研究的‘社会人’,仍屈指可数、被千呼万唤;更深层次的,还有那种精通外文、放眼世界的综合性人才,他们关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,思考中国考古之于世界考古理论与方法流变的位置,甚至在未来他们之中就有人将重构中国考古的学科范式。他说,这些都是钟同学等“后浪”们大有可为的方向。本报记者任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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