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6月15日,美国《科学》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发布了中国“墨子号”量子卫星的重大成就。这个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称为“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”,其中很多重要成果诞生于一所高校——坐落于中国中部城市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。
从跟跑,到并跑,再到领跑,中国几代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夙愿正在逐步成为现实。40年的改革开放,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乘着改革的东风,中国大学踏上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路。
从“211”“985”到“双一流”
日历翻回到1978年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,我国的科教事业步入春天。但是,经历10年重创,发力谈何容易。
世界银行报告称,1983年,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,我国仅有正规高等教育机构805所,在校生120.7万人,毛入学率2.09%。这样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当时已达10.30亿的人口规模不相匹配,更别说质量的差距。一大批学科刚刚恢复重建,而失去的10年恰逢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新阶段。
这一年5月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武汉举行,讨论的主题正是“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”。会上,4位退居二线的老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,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,重点资助50所高校,使之成为“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、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”。
这份“835建言”,成为开启国家发展重点大学战略决策的一把钥匙。经过10年酝酿筹备,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布,要面向21世纪,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。由“21”和“100”两个关键数字合并而成的“211工程”由此诞生。从建议到计划,重点建设高校的数量由50所扩展到112所,而国家投入资金也远远超出50亿元。数据显示,从1995年到2005年,“211工程”共完成投资368.26亿元,其中中央专项资金78.42亿元。
“211工程”犹如雪中送炭,缓解了高等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困境,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,仍有巨大差距。
1998年5月,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契机,中国政府郑重宣告:“为了实现现代化,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。”此后不久,国家决定在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%的经费中,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。“985工程”正式启动,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上升为国家战略。
“985工程”共分3期,建设39所高校。数据显示,“985工程”的投入力度比“211工程”有了大幅度增加,仅“985工程”一期投入就达255亿元,其中中央专项资金投入140多亿元。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:2012年至2016年,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名的内地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,进入ESI(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)前1%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至770个。
两大工程的实施,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。其间,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欧洲多国政府也相继出台类似计划。
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,在世界科技发展、人才竞争的今天,高等教育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国家开始谋划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新篇章。
2015年8月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》,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,推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。这个被称为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新计划,被视为我国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教发展计划。
“‘双一流’建设并不是‘211工程’‘985工程’的简单延续,而是‘换挡提速’。”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。
这个换挡升级的计划,意图打破固有的弊端——不再实行“终身制”,5年一周期,实行总量控制、开放竞争、动态调整;不组织高校申报、无须主管部门推荐,而是根据国家战略、水平标准、特殊需求等原则进行认定;不区分中央高校、地方高校;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、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……
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:“所有有实力、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,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‘双一流’。只有这样竞争,才能通过‘双一流’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提升,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。”
2017年9月21日,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出炉,郑州大学、云南大学等地方高校跻身其中。同时,江苏、广东、福建等多个省也制定了自己的“双一流”计划,给予当地高校新一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。
从中央、地方到高校,一场上下合力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攻坚战正式打响。
大楼、大师和大学
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而言,这句名言始终旋绕心头,发人深省。然而,当我们再次走进历史,不难发现,对于当时的中国大学,大楼和大师缺一不可。
“16名教师在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,要开会了,怎么办?用书架把中间隔开,这边开会,那边备课。”时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的陈志强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,“历史学可是南开大学四大支柱学科之一呀,我们都是这种情况,别的专业可想而知。”
同样,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王义遒也曾回忆: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北大图书馆基本不买国外的书,因为没有更多的购书经费。”
教学、科研和办公条件的欠账制约大学的发展,而1999年开始的扩招,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。因此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都可以看到高校大兴土木的景象。数据显示,1999年底开始的10年里,全国新建、改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,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累计建筑面积总和。
筑巢为的是引凤。1998年12月,“奖金10万元聘教授”的广告出现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日报》等各大媒体上,引起社会关注。据一位高校教师回忆:“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000多元,10万元相当于一位教授几年收入的总和。”这不仅仅是一个用经费来衡量的计划,而是被寄予了“出人才、出成果、出机制”的厚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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